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李凤隐约觉得，妻强夫弱的情况，可能会引来黄健国单位同事的闲言碎语。“曾有朋友问我，是不是我太强势，让他想着赚快钱？”

《胡春华：接续支持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》童小军不太赞成由施暴的被告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。她认为，性侵对儿童的精神或心理伤害很大，这种伤害不能弥补，“并且会让施暴者觉得我已经赔偿你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”。